武汉面馆杀人事件：凶手杀人后蹲在门口十几分钟

日期：02-21 来源：未知

 

 

2月19日晚，死者姚永胜12岁的儿子跪在出租屋搭设的灵位前烧纸钱。他目睹了案发现场，不敢去上学。新京报记者 曹晓波 摄

2月19日，家属在姚永胜的出租房里搭设了灵堂，摆上了他生前穿黑色西装、白色衬衣，系着红色领带的结婚照。

他的妹妹姚莉（化名）说：“这是哥哥一生最帅的照片了。”

2月18日，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通过官方微博“平安武昌”发布消息：2月18日中午12时25分，犯罪嫌疑人胡某（男，22岁），因口角纠纷，持面馆菜刀在武昌区武南一村71号一面馆门口，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。民警快速出警，现场将犯罪嫌疑人抓获。

现场图片显示，姚永胜的头颅被砍下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据四川当地媒体报道，犯罪嫌疑人为精神病二级残疾。

2月20日，新京报从湖北公安厅、武汉市公安局宣传处获悉，案件正在由武昌区公安分局侦办。犯罪嫌疑人是否为精神病人，需要由武汉市公安局找医院来做鉴定。所需时间尚不确定。

案发：每碗面多收了5角钱

姚永胜的店铺位于武汉市武昌火车站东广场边，与车站隔一条马路。招牌写有“炸酱面”几个黄色大字，主营热干面、炸酱面、酸辣粉。一年前，姚永胜以每月1千元的价格租下门面。

2月19日傍晚，事发地两间门面拉下了卷闸门，门口的血迹也被清理干净。

 

 

案发地点位于武昌火车站东广场附近的城中村，地上的血迹被清理干净。新京报记者曹晓波 摄

新京报记者找到了目击者之一黄文龙（化名）。当天中午，他给老婆买粉，来到姚的店铺。

店门口有三个小伙子，看上去像打工族，一共点了两碗炸酱面。黄文龙是看着面端出去的，里面有火腿、白菜、花生米、黄豆，原本8元一碗，但姚永胜收了17元，多收了一元钱。

姚解释，每碗多收了5角钱，因为放了老干妈辣椒酱。

他还提出，如果多收钱了，可以去找隔壁面馆核实，“你要是觉得贵了，下次你不来。”

此时，黄文龙提着粉走回家里，10分钟后，黄文龙和朋友出来吃饭，目睹了砍人过程，行凶者正是和姚老板结账理论的人。

记者走访附近两家面馆，一名老板介绍，炸酱面二两分量的7元一碗，三两分量的8元一碗，素宽粉5元一碗，店里只提供免费的辣椒油。

另据成都商报报道，一名目击者李大爷说，3个人点了最便宜的“素宽粉”，即只有面汤和简单调料的米粉。标价4元，但结账时姚某告知涨价了，5块钱一碗。

胡某问店主姚某:“你标价是4块，我只给4块。”姚某没有做任何解释，用蹩脚的武汉话对胡某说：“我说几块钱一碗就几块钱，你吃得起就吃，吃不起你莫（不要）吃，你给老子滚。”

因为案发现场屋内无监控，就餐的人多为乘客，难以还原案发起因。

随后，两人发生口角，打输了的胡某转身进入了面馆的内屋，提了一把菜刀出来。

目击：凶手杀人后蹲在门口十几分钟

此时，黄文龙正和朋友王斌（化名）在隔壁一家饭馆，听到屋外传来“杀人了”的声音。

王斌跑出去，看到姚永胜从屋里跑出来倒在地上。

一个穿灰白色长袖、牛仔裤，脚穿拖鞋的年轻人持刀从屋里追出来，往姚永胜手上、脚上砍了几刀。

接着，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胡某猛砍数刀，将姚永胜的脑袋砍了下来，嘴里还嘀咕着什么。

一名武汉铁路中心医院医生看到，胡某从屋里拿出一只透明塑料袋，将脑袋装进袋子扔进垃圾桶。

胡某没有跑，黄文龙看到他蹲在门口十几分钟，手上和脚上都是血，刀放在旁边。

黄文龙说，两名巡逻警察过来，手里拿着竹扫帚和一根铁棍，将胡某带走。

当天是周六，姚永胜12岁的儿子在家做作业，赶到面馆，哭着给姑姑打电话。

姚莉赶到时，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，哥哥躺在地上，头部盖着一个纸箱子。

直到现在，姚莉都不敢看现场视频。

家属：曾希望捐献死者器官

事发当天，姚永胜的妹妹姚莉、妹夫在站前派出所做了笔录。

姚莉在一份尸检同意书上签了字。夫妻俩看到一份盖有红章的纸，“可能是申请逮捕书、或者拘留书”，看到有“胡某东”，“四川人”，“22岁”，“涉嫌抢劫杀人”字样。

 

犯罪嫌疑人胡某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 

事发后，家属曾向警方提出能否捐献死者的眼角膜、器官，但可能涉及医学问题，此事不了了之。

对于网络传言称姚永胜脾气不好，家属并不同意，称姚永胜不抽烟不喝酒，脾气温和，几乎不会跟别人争论。

当天上午，姚永胜给姚莉发了最后一个短信，要借5000元钱，用来给得了重病的姑妈家还债。

这两年，离婚多年的姚永胜想着找个对象。之前介绍了两个，都失败了。

2月19日晚，姚永胜12岁的儿子跪在父亲的灵位前，烧着纸钱：“我想我爸爸”。他不敢去上学，害怕同学议论。

多名亲属坐在灵位前沉默不语。

对于媒体报道凶手为精神病人，家属感到震惊，如果是精神病人，怎么跑出来的，监护人为什么没起到监护作用？

家属希望，尽快查明事实真相，给死者一个交代，也希望不知情者不要随意传播，给家属造成二次伤害。

姚家外债未还，仍住土房

姚家住在湖北十堰市郧西县马安镇下河庙村。房子是三间土房，一共70多平方米。家里没有种田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儿子姚永胜。

姚家三兄妹，姚永胜排行老大，老二是女儿姚莉，最小的弟弟多年前在池塘淹死，为此，姚永胜的母亲悲伤过度，导致耳聋。

姚永胜的父亲今年69岁，患有心脏病，脚底长骨刺行动缓慢。

姚莉编了谎言称哥哥患病去世，但父亲并不相信。

叔叔姚安（化名）介绍，姚永胜小学没读完就出外务工。在山西、河南下过矿井，在江苏做过建筑小工。姚永胜在武汉做生意，请人帮忙在汉口火车站找门面，被人骗走10万元。

开面馆之前，姚永胜在武汉一个面馆打工，之后自己当老板。但由于位置偏僻，火车站流动人口很少聚拢在东广场，又隔着马路，生意并不好。

姚永胜2003年结婚，5年前因经济纠纷离婚，“如今还欠了20万元的外债。”姚安称。

今年回乡，姚永胜对亲戚们说，去年请了一个帮手，今年想辛苦点自己干。

有邻居说，为了能挣些钱，姚早晨4点多就起床，晚上10点多才回家。

 

 

姚永胜老家的房子，他的母亲站在门口，还不知道儿子死亡的消息。村民提供。

专家：应做精神疾病司法鉴定

胡某是四川达州宣汉县三墩乡龙虎村人，2016年10月26日，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向胡某颁发了残疾人证，其残疾类别为“精神”，残疾等级为“二级”，监护人是其父胡大平。

不过，姚永胜的妹妹和妹夫说，警方向家属透露，胡某在审讯时表现正常，思路清晰。

中央财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轩说，不论嫌疑人是否持有残疾人证，或者能否清晰描述案发情况，都不能因此认定嫌疑人在作案时头脑清楚，唯一可以判断的只能是司法精神病鉴定结果。

在侦查、审查起诉阶段，为了事实需要，相关的公检法机关都有精神鉴定的可能性。辩护方也可以申请鉴定，但至于申请之后做不做，需要由警方和检察院进行确认。

最后，一般都是以法院的鉴定结果为准，我国的法院是两审终审制，若二审法院不承认一审法院的鉴定结果，二审法院也可以重新鉴定。

对于精神病人，法律上分两种，精神病人和间歇性精神病人。完全的精神病人，会被免予刑事责任，而且要强制其医疗。但对于间歇性精神病人要区分对待，如果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，是不减免其罪行的。

对真相未明的悲剧，应节制我们的表达欲

武昌一面馆砍人案已过去两天了，其舆情热度仍未“退烧”。“互撕”依旧是芜杂舆论空间的景观，而不断翻新的“真相”，既让惨案肇因愈显含糊，也让很多口水依托的“事实基础”被架空。从跑偏到跑得更偏，舆情发酵避不开几个节点：

最开始，是在事发当日武汉警方对警情做了通报，称“犯罪嫌疑人胡某因口角纠纷，持面馆菜刀将店主姚某砍死”。之后，武汉本埠媒体《武汉晚报》进行了报道，未提“砍头”；还说“死者姚某老实本分，面价都是明码实价的，没想到遭此毒手”。

紧接着，网传消息披露了更多细节：胡某是吃热干面时被多要钱和羞辱，恼怒之下，用菜刀将店主“斩首”，砍完后将首级扔到垃圾桶。红星新闻等很快介入，称命案起因是面馆店主结账时比标价多要1元钱，被胡某质问后来了一句“吃不起莫吃，你给老子滚”，又先动手踢打胡某，两次掐其脖子，然后血案发生。

许多自媒体立马趁热打铁，“身首异处”的惊悚字眼，掺进“一碗面，一块钱，一场血案”的剧情里，让其自带热播体质，迅速在朋友圈里传播开来。

但没多久，封面新闻等通过采访疑犯胡某家人等，又披露了新消息：胡某系精神病患者，曾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。一时间，许多条分缕析的“专业解读”全都失效。之后，该案案由又有了“颠覆性”的说法：据澎湃新闻报道，武汉警方知情人士否认了网上“面价引发血案”的说法，称胡某当日到姚某的面馆是想找活干，姚某没同意，之后发生口角。这让很多人的同情心天平倾向了店主姚某。

具体事实如何，接下来，仍然有待权威部门的说法。

就该案看，“事实”一波三折，舆情沿着撕裂和“被打脸”两个维度延拓，网络快节奏下公共表达的质地，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
有两点显然值得反思：一者，不要轻易将对不守规则者的憎恶，投射到真相不明的极端个案中，并由此衍生出“不作死就不会死”的冷血判断。“善恶有报”“出来违反规则，迟早是要还的”的解释框架，有时是思维上的偷懒——它省去了对个体违反规则的情节轻重、应担代价的具体分析。

西班牙有谚语说：“死亡，即是无回应之地。”死是施予一个人的极刑，很多违反规则者或许应该为破坏规则买单，但远不止于“罪大恶极”的程度，他们的死值得同情。很多人把他们设定为社会新闻丑角，让其扛起所有对准“不守规则病”的舆论火力。罔顾尊严和生命永逝的悲剧，说某人的死是活该，是冷血的，也是给社会达尔文主义套上了“唯规则是论”的画皮。

二者，很多爆款文为抢占“第一时间”，在缺少足够多权威信息披露，就连如行凶者和受害人间衍生、升级过程都存疑的情况下，采取看似不易出错的“弱者抽刀向更弱者”、“底层互害”等稳妥表达，但到头来，依旧可能只是舆情“歪楼”的一个节点。

很多时候，对于真相未明的悲剧，节制我们旺盛的表达欲，就是最好的表达。而确定性的事实，也该是公众表达应有的基础。（文/佘宗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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